(网经社讯)六月的珠海，海风裹挟着伶仃洋的水汽，温柔而不失力度。10日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郑吉昌教授，应邀做客珠海，作题为《数智时代的生产性服务业》的专题报告。

这是一场持续两个小时的思想盛宴。没有枯燥的理论堆砌，没有高高在上的学术腔调，郑吉昌教授以其标志性的“场景感+数字感”的讲述方式，将服务经济的宏大叙事，拆解成一个个可触摸、可感知的产业图景。

一、“两个时代叠加”：我们正处在怎样的历史关口？

“今天我们不谈概念，先谈感受。”郑吉昌教授的开场白简洁而有力。

他请大家回想十年前的生活：出门要带钱包、钥匙、公交卡；打车要在路边招手；买东西要去实体店比较三家。再看今天：一部手机走遍天下，刷脸支付、网约车、外卖、在线问诊、远程办公……这些十年前还存在于科幻片里的场景，如今已成为日常。

“这不是技术进步那么简单，”郑吉昌教授提高了声调，“这是服务经济时代与数智经济时代的叠加。两个时代的碰撞，不是简单的加法，而是化学反应式的价值重构。”

他用一组数据佐证：2025年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57.7%，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超过45%。与此同时，数字经济规模突破60万亿元，占GDP比重超过45%。当“服务”与“数字”相遇，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正在破茧而出。

“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所有问题的总坐标系，”郑吉昌教授说，“离开这个坐标系讨论珠海的服务业发展，就像拿着旧地图寻找新大陆。”

二、数字时代的产业特性与服务消费特征

进入正题，郑吉昌教授首先梳理了数智时代正在发生的六个深刻变革。他称之为“读懂这个时代的六组关键词”。

第一，效率革命：数智技术驱动生产力跃升。

数智技术正在重塑每一个行业的效率天花板。人工智能将软件开发效率提升40%，自动化生产线将汽车制造周期缩短60%，智能调度系统将物流空驶率降低30%。这不是渐进式的改良，而是指数级的跃迁。

“数智技术的本质，是以极低的边际成本实现信息的采集、传输、计算和匹配，”郑吉昌教授说，“这意味着，过去需要一百个人干的事，明天可能只需要十个人加一套算法。”

第二，数据资产：从辅助工具到核心生产要素。

五年前，数据还是IT部门的“副产品”；今天，数据已经与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并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。企业的数据沉淀不再是“成本”，而是“资产”——它可以用来训练模型、优化决策、洞察用户、创造价值。

郑吉昌教授举了一个例子：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，生产环节的数据如果被系统性地采集和分析，可以提前预测设备故障、优化库存管理、精准安排生产计划。数据不是石油——石油越用越少，数据越用越多、越用越值钱。

第三，产业融合：从泾渭分明到跨界共生。

十年前，我们说“互联网+”；五年前，我们说“产业互联网”；今天，边界已经模糊到无法用“+”来定义了。

制造业在做金融——吉利集团有自己的银行和保险公司。零售业在做科技——亚马逊的云计算业务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利润。农业在做文旅——袁家村的“农田+民宿+研学”模式，让一亩地的产值翻了十倍。

“不是‘A加B’，而是‘A与B长在了一起’，”郑吉昌教授形象地说，“这就是跨界共生的本质。”

第四，服务消费：从基础需求到品质化升级。

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，2025年已降至28%左右。这意味着，人们花在“吃”上的钱比例越来越小，花在“体验”上的钱比例越来越大。

从“有没有”到“好不好”，从“功能满足”到“情感共鸣”，从“标准化产品”到“个性化服务”——服务消费的升级，正在重塑整个供给端的逻辑。

“一个消费者愿意花几百块钱买一杯精品咖啡，不是因为咖啡因，而是因为那个空间、那种氛围、那一刻的自我认同，”郑吉昌教授说，“这就是品质化升级。”

第五，服务贸易：高水平开放激活全球潜力。

过去四十年，中国开放的焦点是货物贸易——卖鞋子、卖衣服、卖家电。下一个四十年，开放的焦点将是服务贸易。

2025年，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，但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仍不足15%，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（约26%）。这意味着巨大的增长空间。特别是数字交付的服务贸易——软件、云服务、设计咨询、跨境数据服务——正在以每年20%以上的速度增长

第六，服务供给：从碎片化割裂到系统化整合。

过去，服务是“碎片化”的——家政是家政，维修是维修，医疗是医疗，教育是教育。用户需要在不同的App、不同的供应商、不同的服务标准之间来回切换，体验割裂、效率低下。

今天，平台正在把这些碎片“缝合”起来。美团不再只是“送外卖的”，它是一个本地生活服务的“操作系统”——用户可以在这里完成从餐饮、出行到娱乐、医疗的几乎所有日常需求。微信不再只是“聊天工具”，它是一个数字生活的“基础设施”——社交、支付、购物、政务、医疗、教育，都在这个生态里运行。

“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，很大程度上是‘系统整合能力’的竞争，”郑吉昌教授说，“谁能为居民和企业提供更顺畅、更智能、更一体化的服务体验，谁就能赢得人才和资本的青睐。”

这六个特征，郑吉昌教授称之为“读懂数字时代的六把钥匙”。他特别强调，这六把钥匙不是彼此独立的，而是相互咬合、相互强化的——效率革命催生了数据资产化，数据资产化加速了产业融合，产业融合推动了服务消费升级，消费升级倒逼服务贸易开放，而这一切最终指向一个方向：服务供给的系统化整合。

三、生产性服务业：新质生产力的“隐形内核”

报告进入第三个板块，郑吉昌教授抛出一个关键问题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关系？

“很多人把新质生产力简单地理解为‘高科技’‘高端制造’，这是不完整的。”他指出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，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，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。

他举了一个例子。一件衬衫的成本构成中，制造环节（裁剪、缝纫、包装）只占不到20%，而研发设计、品牌营销、物流配送、零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，占据了80%以上的价值。同样，一台iPhone的价值链中，中国代工厂获得的利润占比不到15%，而苹果公司通过掌控研发设计、操作系统、应用生态、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，攫取了超过75%的利润。

“这说明什么？”郑吉昌教授反问，“说明全球产业链竞争的战略制高点，已经不是‘制造’，而是‘制造背后的服务’。”

他给出一个公式：新质生产力 = 先进制造 × 生产性服务。不是简单的加法，而是乘法。因为生产性服务业不是制造业的“附属品”，而是制造业升级的“赋能者”——研发设计决定产品的技术高度，品牌营销决定产品的市场溢价，供应链管理决定产品的交付效率，售后服务决定用户的复购率。

“没有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，就没有真正的新质生产力。”郑吉昌教授断言。

四、商业逻辑之变：三个根本性转向

“如果前面的分析成立，那么城市发展和企业竞争的商业逻辑必须跟着变。”郑吉昌教授话锋一转，指向了最核心的问题。

他提出，数智经济时代，商业逻辑正在发生三个根本性转向：

第一个转向：核心竞争力之变——从“产品力”转向“场景构建力与生态整合力”。

工业时代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“产品力”——谁能把产品做得更好、更便宜、更耐用，谁就能赢。丰田的精益生产、格力的空调品质、华为的通信设备，都是“产品力”的典范。

但在数智服务经济时代，光有好的产品远远不够。诺基亚的手机质量过硬、摔不坏，但在智能手机时代一败涂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有“产品力”，缺乏“场景构建力”。苹果卖的不是手机，是“移动互联网生活场景”——App Store、iCloud、Apple Music、Apple Pay……这些服务编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用户离不开的数字生活生态。

“产品力是门票，场景构建力和生态整合力才是决胜的关键。”郑吉昌教授说，“珠海的企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的产品，是用户场景中的一个‘零件’，还是整个场景的‘操盘手’？”

第二个转向：价值创造之变——从“单点价值”转向“平台/生态放大效应”。

工业时代，价值创造是线性的：企业生产产品，卖给客户，获取利润。价值的大小，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的规模。

但在数智服务经济时代，一个独特的价值——无论是技术专利、设计能力还是数据资源——如果不搭载在一个平台或生态上，它的价值就被严重低估了。反过来，一旦接入生态，这个价值就会被“放大”，甚至指数级增长。

郑吉昌教授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。一个做儿童绘本的插画师，自己开网店卖书，一年可能赚十万块。但如果他把作品放到抖音、小红书上，积累粉丝、开设课程、授权IP、直播带货，同样的绘画能力，年收入可能变成一百万甚至更多。能力没变，变的是“放大器”——平台和生态。

“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‘生态支撑产业’，”他说，“珠海的企业不能只盯着自己的‘一亩三分地’，要思考：我的能力可以接入哪些平台？可以融入哪些生态？谁能让我的价值被放大？”

第三个转向：流程导向之变——从“内部职能驱动”转向“用户需求驱动”。

数智服务经济时代，用户需求瞬息万变，用户主权空前强大。一个差评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成公关危机，一个好评可以带来病毒式的口碑传播。用户不再是价值链的“终点”，而是价值链的“起点”和“中心”。

“这意味着企业必须从‘我有什么能力’转向‘用户需要什么场景’，”郑吉昌教授说，“然后反向倒推：为了满足这个场景，我需要整合哪些资源？需要和谁合作？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架构？”

他举了海尔的“人单合一”模式为例。海尔把庞大的组织拆分成数千个“小微”，每个小微直接面对用户、直接对用户需求负责。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不再是割裂的职能，而是围绕用户需求动态组合的能力模块。

“这三个转向，不是理论推演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”郑吉昌教授总结道，“珠海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，首先要帮助企业完成这三个认知上的‘惊险跳跃’。”

五、珠海的“三张牌”与三条建议

报告最后，郑吉昌教授将目光聚焦到珠海。

“珠海不能去和香港拼金融，也不能和深圳拼科创，更不能和广州拼商贸。”他说，“珠海的战略选择应该是——不做‘大而全’的服务中心，而做‘小而美’的服务节点。”

他点出珠海的三张“王牌”：低空经济、海洋经济、对拉美贸易。这三个领域，珠海都有独特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，完全有条件成为大湾区的专业化服务节点。

基于此，他提出三条建议：

建议一：以“服务化”激活存量制造业。珠海的制造业基础扎实，格力、伟创力、方正等企业都是行业龙头。但下一步的关键，是推动这些制造企业完成“三个转向”——从产品力转向场景构建力，从单点价值转向生态放大效应，从职能驱动转向用户需求驱动。政府可以设立“制造服务化转型基金”，支持企业搭建远程运维平台、建设用户体验中心、培育品牌服务能力。

建议二：以“数智化”培育增量服务业。依托“云上智城”建设，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。推动高校、科研机构向企业开放研发资源，培育一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，打造“研发设计+检验检测+知识产权+成果转化”的全链条服务生态。

建议三：以“湾区化”链接高端服务资源。借力港珠澳大桥，把珠海变成香港专业服务的“延展区”。探索在珠海设立“粤港澳专业服务合作区”，试点香港律师、会计师、工程师等专业人士执业资格互认。同时，设立“粤港澳联合服务窗口”，让珠西企业不出珠海就能享受到香港的跨境金融、深圳的科技孵化、广州的商贸会展等服务。

“珠海的三张牌已经在手里了，”郑吉昌教授最后说，“接下来的问题不是‘有没有牌’，而是‘怎么出牌’。是继续把它们当‘产品’来卖，还是把它们升级为‘服务节点’？是继续在珠海看珠海，还是跳出珠海、融入湾区？答案，其实已经写在了港珠澳大桥上。”

掌声响起，持久而热烈。